中国知识分子是“尚志”的，压力越大，志的强度会越大，它是生存负荷向内的积极转化
人类认识自然世界包括自身的秘密是永无止境的，面对着未曾有人进入甚至从未涉足的领域，必须要经过反复的艰苦探索才能最终掌握，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拓出全新的生存空间。在这样的事业里，总有极少数人似乎冥听到了神圣的召唤，充任着先行的角色，科学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这些人是世界的精英，文化的天才，谁知道他们怎样选择了科学，并取得了辉煌，以其智慧才能来改写着人类的命运。他们是叩动天堂和地狱的门环，破译诸神秘符的人，是盗取天火把光明和热量献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。在实验室里，或者在山川海泽、旷野莽原上，带几位助手甚至就自身一人孤独地跋涉在有形的和无形的、宏观或微观的世界里。但因为其学科的前沿性与博大精深，他们感人的经历和事迹，只有在成功之后，通过有着社会责任感的文字，才让大众看到他们辛勤的身影。
记述中国杰出中青年科学家的《成功启示录》，“一部由作家来写科学家的书”，“书中所写的十多位科学家，都是目前活跃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里的，最年轻的一代科学俊彦”，“他们意气风发而壮志凌云，他们目光开阔而意识新锐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也都独领风骚，成果卓著，享誉世界，人人握灵蛇之珠，家家抱荆山之玉”。（徐迟）作家们在生动地叙写了他们成功的过程，彰显其精神的同时，也在告诉人们，科学的成功原就与其他事业有着文化的、人生的共通性，一种万灵的内质。带着绚丽光环的科学家不是神子，原来也是普普通通的生命。其中好多人不是出自名门望族，小有家传，而是来自柴门陋巷，百姓之家。陈章良上学时，贫寒的家境不但负担不起他的学杂费，甚至连他晚上温习功课的灯油也买不起；刘增良从小吃糠咽菜，中学时一边背着筐拾粪一边复习功课，不到两寸的铅笔头握不住了，再用一个破钢笔杆外壳套上；黄土高原上的史培军，十几岁就和母亲靠砸石子卖钱生活；祝茜读高中时和父亲一起挑起水桶抗旱；吴启迪虽然是位教授的女儿，但也是家境清贫，在文革中又受到种种冲击……但是，恰恰这卑微、贫穷等苦难，砥砺了生命中最坚硬的成分，培养了他们的耐性、韧性和勤奋，就像少年时的史培军聆听母亲勤能补拙的教诲，苦难也使他们具有了超越苦难的主体意识，就是志。
中国知识分子是重视“尚志”的，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（《论语》）“官先事，士先志。”（《礼记》）志是一种伴随生命的动态心理，它包含着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。压力越大，志的强度会越大，它是生存负荷向内的积极转化。当这些科学家瞄向各自领域里那无限的极顶的时候，还是这种心志，使他们以严谨踏实的态度，孜孜不倦的恒力，不断地向高处、险处、僻处攀登。社会急剧变革着，金钱与道德，高尚与卑鄙，都在破坏着常人的均衡心态，迫使个人寻找自己的定位，但科学家们还是因为所衷的事业，心志在此，总能耐住寂寞，舍其一己一时而痴于研究。史培军到大沙漠里取证，被蚊子咬得满脸满头布满红疮，又把苍蝇蚁子和饭一起扒进嘴里；祝茜到遥远的北极去取鲸鱼的眼睛，茫茫雪原上，忍着呕吐吞吃生鲸肉发酵的“面酱”，嘴角溃烂，舌根溃烂得脱了皮……为了求得科学发展，他们真有些像荒野里的圣子，把荆冠坦然地戴在头上。
徐迟先生主编的《成功启示录》里，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以概念、抽象来生硬地“载道”的，文要感人必要以“人”为旨。作家们是从平凡的人里写出大写的人，超凡的但未必脱俗的人，卓越的人又是亲切的人。他们是科学家、教授、博士，又是有情有爱、有道有义的人父人母和人子。无论是王颖笔下的冯长根，熊召政、徐鲁笔下的林宗坚，黄强笔下的彭实戈，涂光群笔下的尤政，徐迟、海军笔下的陈章良，都血肉兼具，尽显性情。就在报告文学的文体上，也有可贵的尝试。海军的《北极的“眼睛”》，大胆采用传主自述的形式把诗意、理趣和情感相当自然地融合起来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。还是卡尔·马克思那句话，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然而极顶是无限的，或者说科学、文学等等都没有极顶。极顶在哪里？就在短暂人生中智慧和勤奋所达到的高度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！
